吴伟斌先生《莺莺传》研究中的失误-兼谈学术批评规范

《莺莺传》研究一直是元稹研究的热点,张生即元稹自寓是大多数学者都认可的观点,而吴伟斌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极力反对自寓说.事实上,《莺莺传》是一篇自传性小说,吴氏用小说性否定自传性显然是不可取的.而且,吴氏对元稹恋爱的考订存在明显失误,其学术批评方法也很不规范.     

论史学界的三种迷信

历史学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但不必照搬科学的结论。历史学可以参照科学的理论,但却不必拘泥科学的观点。历史学可以具有科学性,但却不能作为科学而存在。科学毕竟是科学,而史学则终究是史学。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还存在有第三条途径和第三种关系。而历史学则不应不加思索地随便放弃对这第三条途径的追求和对这第三种关系的确认。一旦摆明历史学与科学之间的这种第三种关系,历史学的迷信也就不攻自破,无所根据了。     

试析德日两国反省战争态度迥异的原因

德国和日本对二战的态度截然不同，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可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内部因 素两大方面。前者对战争反省起着极大的强制作用，后者则为战争反省提供了内部动力。     

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征及教训

从１８４０—１９１９年，在这长达８０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型国家向近代型国家转变的过程。社会型态的转进，使变革充斥其间，从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五四”青年，言谈话语、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以及对未来理想的憧憬。可以说，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变革史。在８０年后的今天，重温、反思这一段历史，自有其重要意义。一、变革特征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征，卓荦可纪者有三，其中之一为变革的快节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生长在国门被强行洞开、处于落后挨打的半殖…     

清代官方修史活动与民族问题

有清一代,统治者往往通过官方修史活动来辅助处理民族事务.为了教育日益腐化的满族官员和八旗子弟,提升满族在多民族大一统国家中的地位,清廷设馆修纂了大量有关满族历史的书籍,宣扬满族的伟大与神圣,以开基定鼎之艰难教育八旗子孙保持进取之心.同时,清廷通过设馆修纂各种"方略",重订辽、金、元三史,修纂《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等史学活动,反思历史,记载现实,宣扬"一视同仁"、"中外一家"的大一统民族观.这些修史活动不仅彰显了清廷的政治立场,而且在思想深处加强了多民族大一统国家的凝聚力.     

史学是思想

“史学是思想”是一个本体论命题，而“史学是科学”和“史学是艺术”则属于一种对象论、目的论、形式论、功能论的命题。同时，“史学是思想”又不同于科林武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个观点。因为，后者是一个历史本体论的命题，而前者则是一个史学本体论的命题。科学与艺术只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只有立足于“史学是思想”，二者才能被合理地统一起来。所以，史学的思想性永远高于科学性和艺术性。史学是思想，伟大的史家便昭示着思想的高度。     

论新历史观(2)

论新历史观（２）雷戈三、新历史观与史学观之关系历史观只涉及人们怎么“看”历史，而并不直接涉及人们如何“写”历史。怎么“看”历史和如何“写”历史，这完全是两码事。所以，它要求有两种根本不同的观念原则来处理，而不能随便跨越界限，越俎代庖。这样，史学观作为...     

论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

历史观在历史学中的地位始终很特殊。只有在平等的权利的基础上，历史学与历史观之间才能进行自由的思想对话；不应该迷信历史观。历史学的正常存在，需要有各种各样的多元的历史观的自由存在，只有以此为前提，历史学才能从中汲取丰富的思想养料，以此来推动和支持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历史学必须对历史观的权力性本质加以明确拒绝，必须对权力化的历史观加以思想解构     

论清末的商电官办事件

清末我国电政有商办、官办等区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邮传部尚书陈璧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将商股转化为官股,从而实现了电政的全官办化。就该事件的影响而言,其在推动电政发展的同时,也对商办资本的信心是一个打击。陈璧之所以如此,与其性格的张扬及恤商、商办官助思想不无关系。在今天看来,我们不应将官办与商办对立化,而应该看到,官办商办,官商合作,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必由之路。     

干宝史学思想钩沉

受《周易》变易观的影响,干宝具有丰富的历史变化思想,这使他在剖析历史时能够深入事物发展的内部,获得一些迹近真理的认识。从维护国家的统治秩序出发,干宝非常重视学术的教化作用,极力崇儒贬玄。同时干宝也很重视历史的鉴戒作用,并从正反两个方面对西晋的统治进行了极为精辟地剖析。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干宝也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主张,从而为史学在六朝间的繁荣做出了自己的贡献。